自由化国际投资条约与国外资管辖措施的冲突是什么?
根据最近国际投资条约的实践及相关案例，对投资条约某些条款的解释存有歧义、某些重要概念范围日益宽泛、投资争端国际仲裁的条件逐步降低等都是引发东*国主权危机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一)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
关于征收的范围，发达国家认为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由于国际投资条约一般都没有对间接征收作出概念界定，而只进行描述性界定，即“间接征收是具有相当于直接征收的效果的措施”，[1]导致在认定间接征收上存在不确定性。20世纪90年代有关征收的文件和实践表明，发达国家在不断扩大征收的外延，例如，OECD多边投资协议(MAI)的谈判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工作报告，报告将与征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解释为：没收、充公、干涉、临时接受、使用和处分投资的方式、干扰、政府管理(即使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到投资的所有权)、强制销售等等，虽然MAI谈判最终流产，但这种宽泛的列举表明了发达国家不断扩大间接征收范围的意图。[2]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NAFTA体制下就发生了投资者频频滥用征收的宽泛定义从而挑战东*国主权的案件，如**Metalaclad公司诉墨西哥案、**Ethyl公司诉加拿大案、加拿大Methanex公司诉美国案，这些案例表明东*国基于维护环境、公共健康、经济调整而采取的措施都有可能构成间接征收，给国家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而这一切也是当时作为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大国—美国所始料未及的。
(二)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了大量因东*国征收、国有化带来的国际投资争议，其结果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国际仲裁模式应运而生。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代表之作就是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该公约授予东*国以“逐案审批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东*国法律适用”权、“重大安全例外”权，确保东*国主权及管制外资权力不受侵蚀。但是，近年来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弃这四大“安全阀”，赋予外国投资者争议发生后直接出诉权，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被诉次数大为增加。而ICSID仲裁还存在片面维护私人财产权的倾向，倾向于裁决东*国承担责任，而置东*国的经济主权于不顾。
国际投资条约中防御性条款设置的模式有什么？
为避免国家正常的外资管辖措施被认定为是对投资条约的违反，有必要采取一些合适的方法澄清具有争议的条款，结合投资条约的现有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建议，可以在投资条约中考虑设置某些具有“防御性”性质的条款。
(一)例外条款的适用
从投资条约的实践来看，为免除国家基于本国安全、重大利益等采取的外资管辖措施被投资者指责为间接征收并诉至于国际仲裁庭的危险，在条约中设置例外条款是最为直接且运用非常普及的安全阀模式。具体说来采取例外条款有以下几种方式：
1.通过附录规定的例外：许多自由化投资条约在附录中将政府管制措施或者将来可能实施的措施排除在条约规定或某部分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例如中国和西班牙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议定书就规定了国民待遇的例外，对我国任何现存的与国民待遇不符的措施及其延续、修正不适用于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这种例外之下的政府措施非常广泛，它既可以将政府的各种管制措施排除在征收、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等具有潜在威胁国家外资管辖权的条款之外，还可以保证政府维持、实施或将来实施与投资条约不相符合的措施。一般在附录或议定书中规定的例外，涉及的都是在正文中含有自由化内容、需要逐步放宽的措施。
2.在条约正文中，通过专门的章节或专门的条款列举某项或某类政府管制措施作为整个条约适用的例外：有的条约列举了税收措施、强制许可措施等，如哥伦比亚的范本BIT第2条第4款就规定：本条约的规定不适用于税收措施。可以作为例外的措施还可以包括政府实施的保护环境、劳工、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措施，它相对于上述附录所规定的例外，反映出政府对某些具体政策如环境保护方面等加强管制的意图，或者体现政府需要拥有税收等政策的自由掌控权。
3.以GATT20一般例外为模版的一般例外：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第13条规定：对本条所列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条件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无端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构成对投资流动的变相限制，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成员国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a)为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道德所必需的;(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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